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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难和抗争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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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到1942年,我完完全全被诗迷住了,不写诗就闷得活不下去。
也就是这两年,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,我和几个朋友陷入了苦恼与烦躁之中,时刻想从窒息心灵的囹圄冲出去,但经过几翻密谋都未能去成陕北。
学校受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令,把我和几个同学软禁了几个月,只许随班上课,不准离开学校走动。
这时只有诗能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消除,我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个美丽而凄切的情境中。
理想和诗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。
说来也怪,正是这两年,我的心情最烦闷最动**的时候,诗却写得最多。
学校校舍是在山腰,我常常独自跑到山头,从早晨到黄昏,坐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附近一座古墓丛林中看诗写诗。
莱蒙托夫的《童僧》我读了不下十遍。
我写了好几册诗稿。
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不舒,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,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。
[1]此文初刊《随笔》1986年第2~3期,写作日期为1985年8月。
收入《牛汉人生漫笔》《牛汉诗文集》。
据《牛汉诗文集》编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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