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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文艺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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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已往的文艺生活,完全是一场幻灭。
我本是一想学数学的青年,是因为要学数学所以才到了日本;但是在1918年到日本之后,因为时代的要求,及个人的目力关系,所以就转到文学的途上来。
但我所走上的那文学的旅途,是完全错误了。
到日本后,即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了。
但自己究竟不甘,并且也不能,在浪漫主义里讨生活。
我于是盲目地,不顾社会地,步着法国文学的潮流往前走,结果,到了象征圈里了。
AnatoleFrance[1]的嗜读,象征派诗的爱好,这是我在日本时的两个时代。
就是在象征派诗歌的气氛包围中,我作了我那本《旅心》。
那是1925年前后。
当时对于社会概没注意过。
所以,在1926年回国后,还是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。
我回到北京,亦是想要古典的缘故。
然而北京生活是大失所望了。
我完全在沉态中住了两年。
这对于我,也许是好,也许是坏。
在北京,我却认出布尔乔亚生活的破绽。
然而是太晚了!
所以,我离了那一个死的故都,走到深林大野的吉林来了。
我已经是看不起作翻译的。
我是迷信文人要天才。
啊!
这是何等愚蠢,这是何等可笑啊!
实在,我已往就未认时代。
我太把东西看成死了。
可是我现在认出了一切的错误。
诗我是再也不作了,因为那种诗,无论形式的怎么好,是如何的有音乐性,有艺术性,在这个时代,结果,不过把青年的光阴给浪费些。
实在,已往,中国太多精神浪费的事了。
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。
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,作什么都要紧。
翻译或者强过创作。
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。
以后我就要作桥。
(原载《大众文艺》第2卷第5、6期合刊,1930年6月1日)
[1]阿纳托尔·法朗士,法国浪漫主义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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