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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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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,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,但以当事人胡适晚年的看法,文学革命“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”
。
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: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,“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”
。
[1]他们所说的误解,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。
一般对文学革命的成功一面,似乎都有偏高的评估。
[2]
胡适早年曾说:文学革命“之所以当得起‘革命’二字,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,是一种人力的促进。
《新青年》的贡献,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,猛力加上了一鞭。
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。
从前他们可以不睬《水浒传》,可以不睬《红楼梦》,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《新青年》了。”
[3]这更多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。
在接收者的一面,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,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。
为什么胡适、陈独秀一提倡,举国就能和之?
陈独秀在当时的解释是:“中国近来产业发达、人口集中,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。
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,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。”
[4]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且不论,但至少提示了一个从接收者一面考察以认识文学革命的重要路径。
《新青年》已使人“不能不睬”
这个历史事实,提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。
而世风的转移,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,特别是读书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。
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,是理解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反之,对文学革命这一层面的了解,也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。
全面考察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,非一篇短文所能为,在此仅试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入手,对当时的立说者和接收者进行简单考察分析,希望能对这一运动有深入一步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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